中国版图包括西藏、新疆、内蒙、东北等地，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三大国家之一。

在早期世纪，已经有个别的景教基督徒家庭来到华北地区。基督徒在华中受迫害时，也逃到华北。自17世纪开始，已有一些传教士来到东北。1710年，曾有三位耶稣会的神父从北京到达齐齐哈尔。当时，整个华北都属于北京教区。 

1838年，教宗国瑞十六世以Motu Proprio 由北京教区划出东北及蒙古，各成独立的宗座代牧区，交给巴黎外方传教会管辖。 

1838年至 1926年，有不少来自欧洲的外方传教会及修会很活跃地开展福传工作。除了耶稣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之外，也有圣奥提来本笃会、加拿大传教会及玛利诺会也被指派负责一定的传教区。 

1921「白冷传教中心」庆祝「银庆」。Dr. Pierre-Marie Barral，一位法国萨伏依区人1896买了一栋位在库斯纳赫特的“Hohle Gasse”房子，在此他创办新的培育传教士的学校。但几年之后，因为买土地、建筑等花费 ，「白冷中心」面临解散。为防止出现这种结果，库尔教区主教 Joh.Fidelis Battaglia着手此事。1905年，罗马派人视察后，Barral神父被撤

换。主教指定主教公署的登记官员Dr. Peter Bondolfi 为新的院长及「白冷中心」的受托人。Bondolfi 神父对他的新任务表现极大的兴趣。1921年，「白冷中心」银庆时，收到了教宗本笃十五世的将其创立为「瑞士外方传教会的」决议。

 「白冷外方传教会」所得第一个传教区是在中国东北¹。然后Bondolfi院长和在罗马的圣言会驻罗马代表就此事进行了协商。圣言会多年前就已对中国有相当的了解，他们协助头几位白冷会的传教士认识这个国家的语言、风俗习惯，并融入当地的文化。 

从 1908年开始，我们的修女就已跟茵梦湖的传教中心合作过，所以Dr．P．Bondolfi邀请修女们到中国。 

关于此事，我们的总会长Theresia Beck，1922年6月6日在给修女们的通报中写到:「罗马传信部要交给我们的传教区将会是白冷会在中国的传教区。所以几年之后，我们将必须派传教士到中国。」

 1926年1月的Theodosia季刊中，总会长又就此事写给修女们:「敬爱的修女们!妳们之中谁觉得有去中国传教的圣召?　今年秋天，要有一些我们的修女们去那里，献身于为中国的东北人传播福音。谁若要前往，必须身体健康而且得接受不少牺牲。1月份可以报名给瑞士总会的会长。」Alana修女记得，此信之后，140位修女在总会长那里报名前往。

 1926年10月的Theodosia中，主编叙述Wilhelm van Rossum枢机在总会的访问：「枢机也叙述有关中国传教区的事和六位中国主教的祝圣典礼。」

 当本会在罗马召开大会的时候，Wilhelm van Rossum枢机好几次发言代表。1927年3月的Theodosia报导：「枢机他也是传信部的部长」，并叙述一些令人安慰的、可喜的中国传教区的事迹，以及他们如何坚信，保护教会。 

2、头几位修女启程－遇见新国、相遇新人－为福传做语言的准备

 1924年至 1926年有六位白冷会的神父到了中国之后，十字架会的总会选了以下几位传教修女去中国传教: 

第一代：

-Sr. Theobalda Bruhl, geb. 1874, Profess 1900, geburtig von Dresden/Deutschland

-Sr. Alana Fiechter, geb. 1895, Profess 1916, von Bockten, Baselland/Schweiz

-Sr. Moderata Zwicker, geb. 1896, Profess 1919, von Waldkirch, St. Gallen/Schweiz

-Sr. Dafrosa Imhof, geb. 1901, Profess 1926, von Muotathal, Schwyz/Schweiz 

派遣礼是在1927年8月21日。1927.7.31总会参议开会纪录写：「头几位女传教士的派遣(到中国)。当去年白冷传教会的传教士已启程前往委托给他们的中国黑龙江传教区之后，我们可爱的修女们也要跟着一同前往。当时会里选择的人员是:Sr. Alana Fiechter，Sr.Moderata Zwicker und Sr. Dafrosa Imhof.带领人是前任的总会参议员Sr. Theobalda Bruhl。她请求将自己的全部余生，奉献给传教区。8月21日，她们出发前往齐齐哈尔。

跟这四位一同到中国的，还有三位白冷会的神父： 

P．Herrman Leo和致中神父，von Hochstberg，Deutschland，P．Ruf Matthaus陆化行神父，von Huttlingen，Deutschland und P.Schildknecht Alois石作基神父，von St.Gallen，Schweiz．

 1928年的  Theodosia通讯中，第28页ff.有个详细的记载，他们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坐轮船到埃及的赛德港Port Said，并从(苏伊士运河)红海das Rote Meer途经印度洋Indischen Ozean到斯里兰卡Sri Lanka、新加坡Singapore、 马尼拉Manila、香港Hongkong，最后到达上海Shanghai，当时是1927年10月2日，这一天，修女们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国土。他们短暂休息之后又再次出发：他们先后乘轮船与火车，于10月16日，在离开总会差不多两个月之后，终于到达齐齐哈尔。 

胡干普神父坚持要亲自教修女们初级中文。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四位修女到处做些需要做的工作并熟悉周围的人和环境，这为她们是最关切的事情。 

Sr．Theobalda当院长，Sr. Alana当厨师，Sr. Moderata 当护士而 Sr.Dafrosa负责药房。房子是中式的平房。房子的一个扩充作圣堂。隔壁有神父的寓所、传教学校及修女宿舍。 

Alana修女和Dafrosa 修女回国之后述说了当时的经验： 

「我们在一个月之后拿到了居留证，并可以出去买东西。我们需要茶和茶杯，所以我们按字典练习『茶』和『茶杯』两个字。但市场的人都听不懂，他们看我们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我们就给他们看书中的那两个字。一位小姐就立即爬上梯子用鸡毛掸子掸了最上面两层搁板（灰尘掉到了我们的头纱上面）而拿我们所要的东西下来。慢慢学会了如何付钱，也懂得了那边的金钱制度。」 

「有一天，我们刚很高兴地洗完我们的头纱之类，挂在了内院的晒衣索上。夜里突然开始刮很大的砂暴，而我们的衣服呢？修女帽填满了砂，小领子和其它所有衣服都被装饰上了小黄点。之后我们都笑了，但当时我们快哭了。」 

「每天都有新的经验：工作的方式、人们的居住样式、拥挤的齐齐哈尔市的贫民区、九月到四月的寒冷等等。这些经验都必须接受并消化：我们做为基督徒，在哪些地方能够帮助别人？如何帮？说明谁？我们生活方式也因这里的情况而改变了。」

 「开始时最难以接受的是主日如同平日般的忙碌。没有休息、没有教堂的钟声、没有静下来的默想的时刻。当基督宗教扩展了之后，这会不会改进呢？我们希望，也为此而祈祷。」「有一天上午一位在船上工作的人来恳求我们让一位修女去看他生病的父亲。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家庭中去看病。从此，一直都有人来请我们去他们的家里看护病人。」

 「一天，从邻近的村庄来了一些小孩，要跟我们谈话。但我们连一个字也听不懂。后来有一个人递给我们一个纸条，上面写着：『眼病』。检查的结果是结膜炎，我们治疗了病人。陪他的人也知道，以后在哪里能够找到我们。」 

开始这几个月的经验，使四位修女对将来的工作有了一些具体的了解。她们明白，若没有更多的修女来，则克服不了日益增多的工作。 

而英神父则迫切地要求她们为他的传教区拜泉派两位修女。在那个镇及其附近的病人都没有医疗或护理的服务。为此，英神父已经准备好地方给修女和病人。 

1928年，Alana修女和Moderata  修女离开齐齐哈尔来到七个小时路程以外的拜泉。(见Theodosia：44．Jg. Nr. 3，Juli 1929)

1928年五月底，瑞士总会传来了好消息：还有四位修女准备于当年前往中国。 

3、新的修女到了 

八月就公布了名单及到达时间： 

第二批：

Sr. Franziska M. Jung，Niederhelfenschweil，SG，geb. l90l, Profess 1922

Sr. Arilda Hess, Wuppenau,  Thurgau, gab.1897, Profess 1923

Sr. Archangela Lecka， Stary-Tekov，Slovakei 斯洛伐克，geb. 1902，Profess 1921

Sr. Ancilla Marichel，Krmnica，Slowakei 斯洛伐克，geb. 1899，Profess 1924 

他们于8月20日出发，于1928年10月9日到达齐齐哈尔。 

1929 Theodosia通讯有很详细的旅行见闻报导。 

当附近的基督徒看到了陌生的新面孔，不断有好奇的人来看他们。头几个月除了学语言之外，新修女也帮忙做家事和护理工作。有时来一些贫穷的俄国人来看病。他们在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工作。Archangela修女和Ancilla修女跟他们讲俄语。双方都很高兴。 

有一些俄国的母亲们来邀请我们为他们的孩子开一个小学。一位中国夫人躬亲这事，所以就成就了。 

越来越明显齐齐哈尔一带需要一个有系统的保健制度。同时也有好几位堂口的神父请修女们建立一个保健制度。 

1929年9月9日，另外四位修女到了齐齐哈尔：她们是第三批修女。

 第三批：

-Sr. Nepomucena Hajdova， Zdechov，Mahren，geb. 1894，Profess 1928

-Sr.ubalda Hirtenfelder，Jennersdorf，Steiermark，geb. 1893，Prof. 1912

-Sr. Xaveria Kriva，St. Meslo VI.，Mahren，geb. 1901，Profess 1927

-Sr. Mechtilde Mettler，Schwyz，geb. 1887，Profess 1913

1931年，又来了第四批修女：

-Sr. Sophie Kral, Luditz，Bohmen 捷克，geb．l900 Proess 1923

-Sr. Aquilma Limacher，Schupfheim，Luzern，geb. l900, Prof. 1922 Sr. Blandina  Zwicke，Waldkirch SG，

geb. l900, Profess  1929 Sr. Sekundia Treier， Wolfinswil ，AG，geb. l905， Profess 1928

1933年，又来了第五批团队：

Sr. Ida Survanji，Zenta，Ungarn，geb. 1895，Profess 1920 Sr. Elfrieda Mares Pohor，Bohmen，geb. 1894，

Profess 1920 Sr. Benigna Fasssler，Dorncirn，Vorarlberg，geb. 1899，Prof. 1921 Sr Gorgina Dittler，

Guldenfurth，Mahren，geb. 1901，Prof. 1926 Sr. Lima Sulzbacher，Kapfenberg，Steiermark，geb. 1905，

Profess，192

1935年，最后小队的女传教士往远东起程：

第六批：

Sr. Seraphina Pfleger，Wenigzell，Steiermark，geb. 1901，Prof. 1927 Sr. M. Benilda Unger，Pressnitz，

Bohmen，geb. l902 Prof. l927 Sr. Celsiana Stocker，Obermumpf，AG，geb. l900，Profess 1930

4、修女的工作区域 

齐齐哈尔是瑞士来的男女传教士的本部，也是逐渐成一个福传的、教育的、为病人服务的、讲授教义的、成人教育的中心。新来的修女在这里可以适应环境、为她们后来的福传工作做准备，上语言课，也到处帮忙。

修女在齐齐哈尔长久的任务：

门诊护理

理家服务

照管孤儿

女性教育(办女子学校) 

每年修女的任务都有所增加。1936年有关齐齐哈尔的统计： 

Ø       办一所小学：248个校外生、6个住校生

Ø       办一所初中：79个校外生、14个住校生

Ø       办一所中学：92个校外生、50个住校生

Ø       每天来上要理课的女学生：72个校外生、16个住校生

Ø       慕道的妇女:150

Ø       穷人药局；诊察、治疗、手术和夜班

Ø       救济服务及对外拜访 

1928年4月Alna修女和Moderata修女在拜泉开始为病人服务。他们设立一个药局拜访病人，并在她们设立的诊所照管急诊的人。几年之后，Dafrosa修女在拜泉设立了一个社会服务。 

1929年秋天Arilda修女及用Alana修女在黑龙江(白冷会的传教区)的南部开始她们福传工作。名叫老城子的地方(肈州)，急需要护理及社会服务。 

Alana修女叙述:「在老城子跟在拜泉一样，我们必须想办法找食物。五月到九月，肥沃的土地长出各种蔬菜和谷类，但后来冷的季节到了，没预先准备的人就要受罪。有了一些这样辛苦的经验，为了贮存寒冷的冬天所需要的食物，我们请当地人帮我们挖一个地下室。也训练了一些厨师能够使用石油锅。为增加室内的温暖，试了各种不同取暖方式。棉衣和皮袄也帮助避免冻死。冬天最底温度可以达到零下40度。 

'不久，在齐齐哈尔、拜泉和老城子，有一些女孩子愿意为当地居民服务。我们称她们为贞女 Jungfrauen(姑姑)，而她们接收特别的教育。老城子附近的一个小地方－长发屯－是这计划最好的开始。 

1930年，为看护病人、为建立堂区，丰乐镇也收到了两位修女。每一个有了修女开始她们热心的服务，在教友中产生了很大的希望。他们把他们的请求讲给修女听。 

1932年，Aquilha修女和Dafrosa修女在齐齐哈尔传教区的南部——肇州，开始了她们的工作：为穷人的药房、护理和学校。 

1935年，当日本人占领东北时，她们还被许可去探监。Aquilina修女，去中国之前，在手术室工作过。她有几次－因为缺少医师，必须动手进行截肢手术。肇州圣拉斐尔诊所成了一人个穷人和不幸人的避难所。在教区的西南边的泰来，白冷会的神父们为他们的穷人药房护理服务也要求两位修女。Seraphina修女及Aquilina修女接受了这份工作。 

从 1928年以来，在齐齐哈尔有了一些够资格单身有意肯为近人牺牲的小姐，开始为这种生活做准备。Franziska修女和Blandina修女特别照顾这些小姐。 

1939年这些姑娘跟Theobalda修女和Franziska修女一起搬到拉哈，齐齐哈尔以北的较大的地方。因着工作需要、或为适应社会环境，甚至是身体生病等原因，修女的工作有时有些调动。

5、 与白冷会的神父合作 

1924年，前三位白冷会的神父前往中国。在山东南部的圣言会的中心学中文。

1925年6月，教廷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Mons. Celso Constantini(1922-1935第一位教廷驻华代表)跟韩宁镐主教Mons. AugustinHenninghaus(从 1904年当山东南部的主教)商量瑞士传教士末来的传教区。他们认为东北北部的黑龙江最适合。

他们跟三位白冷会神父胡干普(Paul Hugentobler)、英贺福(Eugen Imhof)和司启蒙(Gustav Schnetzler)商谈妥他们此项计划的理由：大量的移民、有希望的未来、共产主义的进逼，还有吉林教区高德惠主教的邀请。黑龙江地区的首府齐齐哈尔则成为白冷会士的中心。

 因为我们的修女从 1908年开始跟白冷会总会合作过，所以当时的院长(会长)彭道非神父Pietro Bondolfi邀请 (我们的)修女是理所当然的。

 跟我们头四位修女1927一起到中国的石作基神父说(1983年2月)：「英根柏总会要求一个immense茵梦湖跟英根柏之间的书面的协议。但还没有具体的经验。这个要求就一直拖下去。这时候头一批修女已经到了齐齐哈尔。日常生活中总是会想出办法如何解决民生问题、住宿问题、社会服务、护理服务、成人慕道等。所以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协议。」 

Alana修女有关日常生活报告：「神父跟修女在各地方只有共通的一个厨房。为了省钱，神父的佣人同时兼做厨师。所以我们不必为厨房，向神父来要钱。我听洪德操神父P．HuSer说，整个一年预算是400元。我们雇工的薪水也都是神父付的。除了佣人之外还有两位在药房帮忙的老师，他们接见门诊部的病人，同时趁机会上要理课。我们到外面去看病时，也总是有一位认识路的中国老师陪着我们，也跟病人的家属沟通，给他们上课。」

 6、 政治情况 

1978年在瑞士一些日报中出版了一往篇较长的题为「中国Land der Mitte」的文章。作者是：Dr．Peter Gosztony，Bern.

 该文章的一些节录给我们提供了从 1927年至1955年的中国政治概况:「欧洲本洲还是蛮人的一洲时，中国早就是文化国家之一。但当19世纪工业发展到了中国，带来欧洲的各种技术和思想时，它的黄金时代早就过去了。 

清朝的皇帝统治了中国几个世纪，已经不能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20世纪初的各种革命、暴动和殖民侵略将中国带到崩溃的边缘。1919年的「五四运动」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场「文化革命」，也算成功了。虽然国家还很软弱，被占领了一大部分。但 1920年成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受到了由一位俄国派到北京的共产国际干部的推动，并由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带领他家乡湖南的基层组织。1927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于上海创立，当时毛泽东当选湖南省的秘书。1927年，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北京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绝裂了。

1932年日本侵略了中国，背水一战就开始了。国民党(在北京执政的蒋介石)首先在两条战线作战：一、对侵略者，二、对共产党。中共首先只有防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逃脱了包围。后来就有自江西至陕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自沿海到内地的行军经历了不可思议的劳累和困苦，但也具有一个很大的政治作用。在这经过十一省、持续几年的长征中，他们接触了好几百万个从来没听说过共产党，也不认识他们目标的人。

中共的军队在长征中表现的克制和纪律，所以使老百姓－特别是农民－乐于接待他们。共党到了陕北之后，于1936年在山区形成新的基础，也有了新的首都:延安。 

中共中央为报答毛泽东的功劳，选他为党主席。因为外来的敌人－日本－的危险，蒋介石不得不接受跟中共达成一个联盟。这样毛泽东可以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坚强起来。在日本战线后建立了新的组织。在东北共党的影响这样就增强了，而「毛主席」跟蒋介石一起攻打侵略者，使他在全国成为英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这个联盟维持了将近十年。他们在很多地方一起打败日本，而获得美国和俄国的物质和政治方面的支持。

 1945年8月6日在日本的广岛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几乎毁掉全市，也同时结束了日本人在中国的侵略。

 现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冲突又爆发了。内战坚持了三年，红军胜利了。蒋介石的军队从大陆退到台湾。 

1949年10月1日，北京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7、共产党统治中国 －外国修女、传教士被驱逐出境 

1932年日本人侵略了东北，为修女们一个很不安的时期开始了。 

在她们各地的诊所，官员们常追问他们是否有毕业文凭。1932年，在齐齐哈尔越来越动乱。人们劝修女们逃跑。日本加入了轴心国德国和意大利，占领了中国东北。 

Alana修女记得日本占领时的升旗典礼：齐齐哈尔传教中心总是准备两国旗：一面中国的、一面日本的。当日军接近时，立刻就换了日本国旗。当日本人与其盟友撤退了，又换了国旗。在乡下的堂口，修女们和神父谨小慎微，不知未来会发生什么。

Alana修女多次必须建设新的堂口，问总会长，是否可以回国学习照关孤儿。批准之后1937年她就回国。

 白冷会的负责人和十字架会的总会关注着有关远东的新闻报导。 

1937年秋天，白冷会的巴乐德神父Eduard Blatter和十字架会的Chantal修女和Luitberga修女到中国去视察。Theodosia通讯第52期4号报导:

「首先几乎不敢考虑经陆路，经过西伯利亚去…一直到最后一刻，因怕战争会使此次旅行失败。但打听的结果是：战地离齐齐哈尔的距离相当于西班牙离瑞士的距离。我们就放心了。坐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相当危险。下决定之后只有几天就要动身，由布龙嫩Brunnen从柏林、莫斯科到齐齐哈尔。十二天之后收到电报：『安全到达』」 

不幸的是两位视察的修女不能去整个修女的工作范围。官员对修会团体的刁难加重了在学校和诊所的服务。1938年Chantal修女和Luitberga修女又回到总会。

 当年9月，政府宣布法令，并就他们的产业、事业及人事作了报告。一切都归政府管辖。1939年，当希特勒开始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外国人开始有很严格的旅行限制。

 与欧洲联系变得很困难，或几乎不可能。1940年7月15日，有「宣旨」宣布：「神道」为国教，在学校里和公家仪式中推荐，这使很多人的良心受到困扰。 

修女在八个不同的地方服务，有的距离很远，散布在整个传教区各地(面积比例:瑞士比传教区=1:13)。因政治情况和治安的缺乏，不能常常联络、共融。修女们每个地方都完全为病人和孩童服务，她们教要理和家事，是求助者的避难所。 

修女们也听到恐怖攻击、大规模的处决等暴行。她们已经有心理准备来面对最坏情况。隔离很难受，不能跟总会联络。 

1944年在齐齐哈尔死了两位修女:Aquilina Limacher患了癌症、ElfriedeMares也患了伤寒。 

1945年 10月，为市民和乡下人除了出现很多带镰刀铁锤的红旗外，还有更多变化：省主席命令，两天内必须以红油漆刷所有窗板和门框。违反者受罚，业主都要自付。过几个月又有新令：黏土墙要粉刷。但不久灰尘和雨便把新油漆弄脏。业主也不得不自费地挂上红标语。 

1946年1月，国民政府在齐齐哈尔要建立管制时，俄国人早就将公物和军物抢劫一空。4月底，俄国撤军，一夜之间，中共的红军进驻齐市，国民党的军队就奔逃了。 

1947、1948两年间，土改风暴爆发，这是血腥的两年，神父修女被拉到「人民法院」受到侮辱和拷打。 

在肇州Moderata修女和Dafrosa修女被判刑。1947年7月24日夜间3点，齐齐哈尔传教中心受到袭击，所有传教士都被捕，以下修女也带到监狱: Theobalda，Blandina，Celsiana，Franziska，Lima,Mechtild，Sophie,Ubalda连生重病的如Arilda修女在内。以后又增加了以位三个修女:Benilda，Sekundia和Seraphina，他们本来是在拜泉受审的。 

1948年11月16日Arilda修女在齐齐哈尔监狱中去世。1942年出会的Ida修女也在哈尔滨逝世，回到永恒的家乡。 

1947年 12月22日共党针对丰乐镇堂口采取行动：堂口被没收、Archangela修女、epomucena修女及Xaveria修女被送往哈尔滨拘留。

1948年 1月2日，长发屯的教难时期开始了。费神父受酷刑之后逃到哈尔滨; 他的三个助手： Jen Paula任保腊, Liu Elisabeth刘依撒伯尔和Liu Martha刘玛尔大被拖到「人民法院」，凶手强迫她们背教，但她们坚持信仰，在冰冷的冬天被剥去衣服、被拷打。但她们忠贞到底。最后被枪杀，英勇殉道。 

1948年3月29日Moderata修女和Dafrosa修女从监狱中被释放，呆在齐齐哈尔自己的会院内，并被允许照顾（监狱中）有病的神父，可以送食物给他们。但禁止以前的一切的服务。她们不断自问: 这种情况如何能继续下去呢？ 

1949年10月底，区会长布培信神父来看修女们。因为不能继续做福传工作，所以，所有体弱、年老的修女都要回国。 

1949年10月20日Lima, Mechtild，Celsiana和Theobalda等修女开始起程回国。 

1949年11月2日Archangela，和Benilda，Nepomucena，Sekundia，SophieUbalda和Xaveria等修女起程回国。 

1950年l月，Talai(大安市)的修女Ancilla，Benigna和Georgina准备动身回国。 

1951年夏天，因着总会的要求，Serafina，Blandina，Franziska修女回国。 

1952年 1月 10日，两位热爱中国的Moderata和Dafrosa修女最后离开中国。

注： 

1981-1983年由书面和口头的报告聚集的。

 25.8.83 Sr．M．Liguoria Binkert

 (薛弘道翻译的，脚注也是他的)

刘伊撒伯尔美丽、端庄、善良，望着她那张含笑的照片，我很诧异这位年轻、温柔的女子在面对屈辱、死亡的时候竟会如此从容、勇敢。堆桌上的一份份见证材料和一盘盘采访录像，仿佛又把我带到上世纪初叶…… 

刘伊撒伯尔（原名刘淑琴）出自天主教世家，祖籍是河北省顺天府宝坻县老庙新庄，现在那里还有她家的祖坟。因闹饥荒，她的曾祖父举家来到吉林省农安县刘家村。随着逃荒来此的人数增多，土地就紧张了，生活依然艰难，于是其父刘贵尊又挑着担子来到吉林省扶余县四马架镇苏家窝棚。在那里娶了与他同样信奉天主教的龚刘氏，生了两个女儿。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刘家在苏家窝棚的生活仍然穷困，于是刘贵尊带着一家老小继续北上，最后在黑龙江省肇州县长发屯（现在叫双发乡）定居下来。他们是来到长发屯的第二户人家，第一户人家姓曹。刘贵尊在长发屯搭起了简易窝棚，作为全家的居所，并开始开荒种地。他凭借勤劳的双手和天主的恩宠逐渐富裕起来。妻子龚刘氏是个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尽管当时还没有教堂，她每天都坚持念早晚课和三钟经。刘贵尊夫妇后来又陆续生了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由于刘贵尊忙于农活，对儿女的教育便落在了妻子龚刘氏的肩上，龚刘氏性情温和，为人善良，对子女的天主教教育不敢有一点疏忽，在她的严格管教下，儿女们都非常尽教友本分，忠厚老实。 

1911年伊撒伯尔就诞生在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她是家中的老小，有两个哥哥，四个姐姐。伊撒伯尔从小便显出她那聪慧的天分，她性情温顺、活泼、开朗，父母和哥哥姐姐们都非常喜爱她。伊撒伯尔出生时，他们的家境已很富裕了，而且远近闻名。移居到长发屯的人不断增多，大多与刘家有些亲戚关系，也都是奉教的。那时，瑞士白冷传教会正在齐齐哈尔教区传教，他们见长发屯的教友多，便在那里建了所教堂，这样刘贵尊全家和其他教友便可以进堂望弥撒了。伊撒伯尔自然很听话地随父母及哥哥姐姐们一起念经、望弥撒。等伊撒伯尔到了上学年龄时，母亲便把她送到私塾读书。据她的同学讲，伊撒伯尔非常聪明、好学，而且一学就会，学习成绩非常好，同时她也非常温柔、听话，处处谦让，从不和同学吵架。伊撒伯尔与三姐玛尔大的关系最好。大姐、二姐出嫁后，三姐玛尔大便协助母亲管教她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伊撒伯尔觉得三姐的话听起来总是很有道理。 

玛尔大生于1904年，比伊撒伯尔大七岁。玛尔大因小时候患病，扎针灸时把左腿扎坏了，影响左腿的发育，因此长大后变成跛脚。玛尔大极其虔诚、平和，也许是因为脚跛的缘故，她的平和中带有一股刚强。玛尔大一心想把自己奉献给天主，但因为她脚跛，母亲怕将来即便有了修女会，人家也不见得会收她，便对她说：“你一个跛脚，将来有了修会也不会收你，给你订门亲事嫁人算了。”可是玛尔大却说：“我这辈子就献给天主了，修会不收我，我可以去堂里尽本分。”她立志守贞，后来去了教堂，并住在那里。她在教堂教孩子们要理，并负责料理堂里的各项杂役，只要一有空，她就去朝拜圣体。她因脚跛不能正常下跪，只好将右腿跪在跪凳上，左腿蜷着，这样，她的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了一条腿上，比正常人要吃力得多，但是，她通常在圣体前一跪就是一个多小时。她的工作很平凡，但对她来说，这恰似如鱼得水，因为她时常可与天主亲近。小伊撒伯尔经常去看她的三姐，她很羡慕玛尔大的生活方式，并且决定长大后也像三姐一样，把自己献给天主。

后来堂里又添了一口人，那就是任保腊。任保腊生于1901年，她家在距长发屯15里地的平等村，家境很好，有一大片田地。她只有两个姐姐，没有兄弟。母亲是后奉教的，她奉教后便让三个女儿也都领了洗。母亲奉教后变得极为热心，保腊像母亲一样，热心侍奉天主，并决定守贞，把自己全部献给天主。保腊不但热心，同时还专研天主教书籍。母女二人每个主日都走15里路去长发屯望弥撒。最后，保腊干脆住在教堂里，为堂区服务。当时的本堂神父是瑞士白冷传教会会士、德国籍的费道宏神父。费神父对她们的工作进行了分工，因为保腊对天主教道理懂的多，费神父便让她负责给整个堂区的孩子们教要理，玛尔大负责管理圣堂。保腊与玛尔大一见如故，在信仰方面，她们谈得很投机，俩人关系就像亲姐妹一样，常在一起念经、说笑，而且在工作上配合得非常好。

对保腊来说，教孩子们要理正是她求之不得的事，她读了那么多教会的书，现在有用武之地了。她先得教会孩子们认字，然后学习要理，带领孩子们念经、望弥撒。保腊非常喜欢孩子，而且也很会哄孩子，对他们很好，很关心，但对孩子们的要求却很严格，《圣教日课》里的很多经文都得背下来。她很少使用教鞭，但对一些调皮捣蛋得无法无天的男孩子，她还是要打他们的小手的。她记得堂区内每个孩子何时该开圣体、何时领受坚振。领受坚振后的孩子，如果家庭条件好，便可以送他们去私塾深造了。保腊每年要教七、八十个孩子，学期长短不一，学习好的孩子很快就结业了，学习慢的孩子学的时间就要长些。到任保腊致命时，整个堂区的年轻教友都是她的学生了。保腊还给自己找了份额外的工作，每天晚祷后，她给教友们讲道理，她讲的非常生动，教友们都爱听。 

保腊的父亲临死前也奉教了，他的两个女儿都嫁到了教友家。保腊父亲死后，家产归保腊和她的母亲，娘俩儿觉得教会当时还很穷困，应为她做些贡献，于是变卖了所有家产，并把钱全部献给教会，母亲连自己住的房子都卖了，索性搬到教堂，与保腊住在一起，一直到死。教会用她们的捐款购置了教堂周围的土地，扩大堂院的面积，当时教堂西面的那个院子，就是用这笔捐款买的。讲要理的教室便设在那里，那是个有两个炕的大屋子，孩子们就坐在炕上学习，有时候两个炕挤得满满的。保腊、玛尔大和她母亲在世时也住在那个院子里，保腊和母亲住一个房间，玛尔大住另一个房间。教堂东面还有一个院子，那是神父住的地方。

保腊的要理课讲得非常好，很生动，孩子们都爱听。她工作认真负责，即便孩子们结业后，如果她发现谁不去堂里念经、望弥撒，她会主动找上门去询问。有个人刚结婚不久，家就被“胡子”（土匪）抢了，而且抢得精光。她是新奉教的，无法接受这个打击，心想：我这么热心、守规矩，每天念经，天主怎么这样待我呢？于是她就不再念经、进教堂了。保腊发现她不进教堂后，便立即去找她谈话。保腊说：“你要知道，天主这样对待你是降福你，以后你就明白了。”可她说：“这怎么能是天主的降福呢？难道天主的降福就是让我家什么都没有吗？”保腊接着说：“热心祈祷吧，不能不念经啊！天主是降福你的。”保腊见她仍然不肯进教堂，便生气地说：“你看你这孩子咋不听话呢？”她看见老师生气了，只好进教堂念经、望弥撒了。不久以后“土地改革”开始了，因为她的“家庭成份”不好，民兵要去他们家分东西、批斗她，后来有人对他们说：“你们去他们家分啥呀，她家的东西都给‘胡子’抢光了。”就这样，她家躲过了那场灾难。自那以后，她始终热心事主，从未间断过。 

这种先知性的话，保腊还说过很多。保腊讲要理时，常常教导孩子们要热心，勤办告解，她说：“你们这些孩子，就是不愿告解，将来有一天，你想办告解都没有神父，就是有，也不是这样的了。”这句话真的让她说中了。保腊还说过：“你们要珍惜粮食，以后吃粮都是有数的，吃啥都要上秤称……你们看吧，往后都要有机械化。”这些事后来都一一发生了：58年成立农业社，按劳力和非劳力配给粮食，吃菜要上秤称了买，而农村也正在逐步实现机械化。 

玛尔大非常喜欢管理圣堂的工作。她怀着极其恭敬的心情擦拭圣体龛，精心装饰祭坛和圣堂，因为那是基督居住的地方。她小心翼翼地做面饼，因为它们以后会成为耶稣的身体。她还负责清洗祭衣、圣器等物品，并为每台弥撒预备所需用品，她把这些工作视为自己的重要本分。尽管行走不便，她还自愿去做一些堂院的清洁工作。玛尔大有时也去帮保腊管管孩子，她是好多孩子的代母。随着堂院的扩大，西院的建立以及教友的增多，玛尔大与保腊的工作日渐繁重，费神父请了一位姑娘来伺候她们，给她们做饭及其它一些杂役。这姑娘的家十分贫穷，她只身来到堂里，什么都没有带，保腊见她没有被子，便设法找些破布和旧棉絮为她拼凑出一床被子，而玛尔大则把教堂里用坏了的锦旗送给她，让她做衣服。当时教堂里的生活也很贫困，费神父和大家一起吃粗粮，舍不得买油、买肉。因为细粮有限，他每星期只能让两位贞女吃上两顿细粮，而玛尔大和保腊每次都会均出一部分细粮给那姑娘吃。她说，玛尔大和保腊待她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玛尔大干完自己的工作后，都会过来帮她干活。当时在堂里一起吃饭的有五个人，除了她们三位妇女外，还有费神父和一位伺候他的人。这位姑娘说，虽然生活很苦，但是他们几个就像一家人一样，十分快乐。 

玛尔大与保腊在长发屯的传教、服务工作可谓远近闻名。当时齐齐哈尔修女院派遣修女们去各个堂区尽本分，长发屯附近的肇州、肇东、丰乐等各堂区都有修女进驻，但就是没有往长发屯派，因为她们知道玛尔大与保腊两位贞女在那里干得非常出色。 

伊撒伯尔仍然一心想入修会，可当时齐齐哈尔教区并没有修女会，于是她只好边学习、边等待，因为她家庭富裕，父母给她请了好几个老师，教她各种知识，包括数学。大概是她在私塾学习期间，她父亲去世了，家产主要由她的二哥刘惠管理。 

伊撒伯尔一听说齐齐哈尔刚成立了一个小德兰传教修女会，便立即带着足够的钱物前往齐齐哈尔，入了该会，那年她十八岁。小德兰传教修女会是瑞士圣十字架慈爱修女会的修女们创办的。当时修会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没有资金维持入会者的生计，因此入会的人要自备口粮和生活用品。伊撒伯尔先在修会保守，然后进入初学。当时的会母是瑞士籍的荣修女，她马上发现这个新入会的伊撒伯尔是个好苗子，她聪明、好学、勤奋、刻苦、听命，于是荣会母有意多给她增加些刻苦，对她管教更严厉，设法培养她成才。当时的修女院挨着主教府，院落不大，随着入会人数的不断增多，修女院便有些容纳不下了，1939年修女院搬到齐齐哈尔以北200里地的拉哈。那里场地大、房子多，还有一个很大的菜园子。修女们便自己种菜，自给自足。伊撒伯尔完成望会后，于1941年发愿。她属于第一批发愿的修女，发愿后便接替荣修女，担任会母职位。伊撒伯尔也是第一任小德兰传教修女会的国籍会母。当时她只有三十岁。刘伊撒伯尔担任会母后，荣修女便放心地回到了齐齐哈尔。在修女院里的外国修女只剩下一位退了休的老修女和瑞士籍的孟修女，她负责初学，教拉丁语。 

刘会母一改荣会母严厉的风格（据见证人讲，荣会母尽管严厉，但内心却很仁慈），她亲切、和善，有重大决定便和大家商量，修女们都说，刘会母非常良善，非常温和，对谁都好，从来没见她对谁发过脾气，与修女们的关系像姊妹一样，大家一起在饭厅里的横桌上吃饭，一起念经，刘会母非常谦逊、虔诚、守规矩，修女们都爱她。尽管她也下命令，却不像上下级的关系。 

刘会母除了管理修院的内部事务外，还组织修女们创办修会的刊物，那是半月刊，供本会修女和教友阅读，她还负责派遣修女们去各个堂口尽本分，选拔修女去教会女子中学及十几个小学任教。修女们在教区内开办了十几家诊所，这也是刘会母需要协调的。修女会每年有三天的大避静，在各地尽本分的修女们都要返回修院避静。刘会母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提前很长时间她就开始精心准备，确保修女们在避静时取得丰硕的灵修成果。

刘会母对修女们非常关心，如果有人病了，不管有多忙，她都会时不时地跑过去看看。有一天晚上，有个修女突然胃痛，疼得在炕上打滚，这下把刘会母吓坏了，她一面与孟修女翻箱倒柜找药品，一面派人去请神父来放临终大赦，结果这位修女吃了一片她给的药就好了。尽管如此，刘会母还是一夜没合眼，陪了她一个晚上。修女们也十分敬佩刘会母的忍耐。修院里有一个修女脾气非常古怪，和谁都相处不好，爱发脾气，后来她因患病而退出了修会，但却继续留在修院里养病，别人都认为既然她已不是修会的人了，就该离开修院，但刘会母却把她留下来，让她安心在修院养病。她也对刘会母发脾气，但会母却始终耐心地对待她。 

修女会的会规是很严格的，修女们很少有机会回家探亲，伊撒伯尔担任会母后，身体力行，严格遵守会规，因此她回家的次数很少。尽管她每次回家都穿着漂亮、庄重的黑色会服，但她尽量不去惊动邻人，她回家后，首先与母亲住一个晚上，在拜访完哥哥姐姐之后，便去堂里与三姐玛尔大住在一起，姐妹俩儿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尽管她身为会母，但在三姐面前她依然显得温顺、听话。她白天帮玛尔大料理圣堂，晚上便与她睡在一个炕上。会母爱孩子，她的侄子侄女们一见她回来，便与她纠缠个没完，向她要这要那，有个侄子甚至要她脚上穿的鞋。“给了你了我穿啥呀？”她笑着说。她从不和孩子们生气，只是常嘱咐他们要多念经。 

会母和玛尔大一样，绝不允许自己家的孩子骂人，如果他们和别人打架，不管理在哪一方，她们都责备自己家的孩子。 

1945年8月15日圣母升天瞻礼，日本投降了。1947年初，齐齐哈尔开始实行“土地改革”，由于天主教会拥有财产，因此也被列为斗争对象。修会的修女们被赶出修院。修女们只好散居在各地的堂口传教。刘会母带着几位修女从拉哈往齐齐哈尔走，由于从拉哈到齐齐哈尔的铁路有很长一段被毁了，她们只好带着行李乘马车、步行走了60里路，再乘火车到齐齐哈尔。她们在齐路济亚修女（原名齐文慧）尽本分的齐齐哈尔三里岗子堂安顿下来，齐修女也是小德兰传教修女会的修女，是刘会母把她安排在三里岗子尽本分的。她们到达三里岗子后，便立即开展传教工作。教孩子们要理在当时仍是传教的重点，为了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她们多开设了几门课，刘会母的文化程度高，她负责教孩子们数学。孩子们非常调皮，有时候会故意气修女，但他们从来不气刘会母和齐修女，反而对她们特别尊敬。刘会母曾教导他们：“信天主，要守天主的诫命，到什么时候都要听天主的，不能听人的。”有个她曾教过的学生说，刘会母的性格特别好，特别温柔。他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上完第三节课，刘会母领着大家一起念三钟经，当时正是中午阳光充足的时候，他看见刘会母额头上有一个黑色的十字架，而且越迎着阳光，看得越清楚，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用手捅了捅旁边的同学，小声对他说：“你看刘老师额头上有什么？”他说：“一个黑十字架。”他们俩儿一说话，就被刘会母发现，念完经他们被罚站了。刘会母对他们说：“你们不好好念经，搞啥小动作呢？”他们也不敢说什么。过了几天，又是念三钟经的时候，他又看见了同样的十字架，他和同桌又开始捅，结果又被罚站。这次刘会母问他们：“你们不好好念经，捅啥呢？”他们说：“刘老师，在你的额头上有个黑色的十字架，而且越迎着阳光，看得越清楚。”她听了之后就用手摸，边摸边说：“哪有哇？”他们便笑着说：“那是你没摸着，反正我们看见了。”那时他们谁都不知道，这个黑色的十字架即是她将要为主致命的标记。

 1947年夏天，刘会母和其他四位修女去齐齐哈尔总堂办事，晚上没有回三里岗子，可就在那天晚上，八路军包围了总堂，然后翻墙进入堂内，挨个房间搜查，把主教、神父、修女统统抓起来，关进监狱。第二天军方对外宣布说，在教堂内搜出了电台，天主教会是个特务机构。刘会母她们自然也被关进了监狱。她们与外国修女关在一起，为军队做被子。据后来被释放出来的修女讲，在狱中，有两个修女非常“乖巧”，为讨好看守，她们主动揭发伊撒伯尔的会母身份，并不断难为她，让她吃了很多苦。刘会母很老实，这一切她都默默地忍受了。 

刘会母被释放出来时，已是深秋，天气已经很冷了。她曾精心照料的小德兰传教修女会已被解散，主教、神父也都不在了。她在齐齐哈尔找到了一些已脱下会服的修女和她曾教过的孩子们。她没地方可去，只好和齐修女一起住在三里岗子教堂旁边的一间更衣室里。那时教堂已变成政府机关，不让教友进去了。伊撒伯尔想回家，她惦念她那年迈的母亲和她的三姐。齐修女和教友们都劝她不要走，然而她执意要走，怎么也劝不住，他们只好把她送上车，依依不舍地道了别。她走后，他们都很想念她。

伊撒伯尔回到长发屯后，仍然是先去探望母亲，她只是向母亲简单介绍了修女会解散的情况，没有采访材料显示长发屯的人知道她的被捕和她在狱中的遭遇。伊撒伯尔又去堂里与玛尔大住在一起。玛尔大和保腊向她询问了齐齐哈尔堂区和修女院解散的情况，打听她们所熟悉的主教、神父和修女的下落。她们已预感到这些事早晚要在长发屯发生，三姐妹进堂念经的次数更多了，她们热切地为圣教会祈祷，大难当前，三姐妹的心彼此联系得更加紧密。保腊和玛尔大白天照常在堂里工作，而伊撒伯尔则是她们俩的帮手，晚上她们便去堂里，长时间地跪拜圣体。保腊舍不得教堂里的财产被无故抢走，便把堂里的物品分发到教友家里保存。其实堂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无非是些圣爵、圣盒、圣盘、祭衣、烛台、圣书等物品，唯一值钱的大概就是一串一米多长的玫瑰经念珠。保腊还把一些圣物藏进教堂里的一堵中空的墙内。 

土改工作队开进了长发屯，他们大搞宣传活动，试图激发起农民兄弟对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并打算成立农会，建立民兵组织，但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因为长发屯的村民大部分都是教友，他们不想去抢夺别人家的财产。于是工作队决定展开联合斗争，即把别的村的农民送到长发屯来搞土改，而长发屯的人则去其它村斗地主。于此同时，工作队还展开破迷信、树新风活动，号召（后来是强迫）农民兄弟不要信天主教，因为那是迷信。农会和民兵组织终于成立起来了。

农会与教会的关系日趋紧张，保腊要理班的学生越来越少，因为很多家庭都不敢送孩子去教堂学要理了。望弥撒的人数也不如往常那么多，有的教友已不敢进堂。过去，费道宏神父会去不进堂的教友家询问，但现在神父不想去难为教友。 

一天，费神父和三位贞女刚吃完晚饭不久，民兵便冲进了教堂的东、西两个院子。他们把费神父和三位贞女赶了出去，那两个院子则成了农会所在地。起初他们还没有侵占圣堂。三位贞女只好住在一位教友提供的房子里，而费神父则住进另一位教友提供的房子。三位贞女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恐慌，有一位教友去探望保腊和刘氏二姐妹的时候，发现她们仨正坐在炕上聊天，看不出任何害怕、发愁的样子，伊撒伯尔甚至还笑盈盈地和她打招呼。 

堂院被占，保腊的要理班办不成了，三姐妹商议，现在她们住在教友的家里，如果让孩子们来这里学要理，一来会使教友为难，二来也会连累提供给她们房子的那家教友，于是保腊只好每天跟着玛尔大和伊撒伯尔去打扫圣堂，跪拜圣体。 

圣诞节快到了，三姐妹仍然兴致勃勃地精心布置圣堂。与此同时，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伊撒伯尔的二哥刘惠也挨斗了。 

12月24日的守夜弥撒照常进行，很多教友都参与了弥撒，但到了25日圣诞节，圣堂就给封了。三位贞女和几位胆大的教友是在费神父住的房间里望的圣诞弥撒。费神父看到他所掌管的堂区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心里非常难过，但他鼓励教友，一定要坚持信仰。三位贞女望完弥撒后，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继续热切地念经、祈祷。 

25日天刚黑下来，她们还没来得及做饭，民兵便闯了进来，把她们抓了出去。她们被带着往教堂方向走，最后被关在神父公寓的二楼。费神父是由另一伙民兵抓的，他被单独关在公寓的另一个房间里。 

民兵们吃完饭，晚上七点钟左右，把保腊从二楼带到一楼的一个房间里，不由分说，先给她几个耳光，然后让她交出教堂里的财物，保腊一句话都不说，看保腊不说话，这些二十来岁的男民兵们便开始对她拳打脚踢，保腊被打倒在地上，她忍着疼勉强坐起来，但又被踢倒，保腊的沉默使民兵们更加愤怒，他们把一根扁担放在保腊的肩后，然后把她的双手绑在扁担的两头，这样打，她就无法用手护住自己了。后来他们的手打疼了，于是就用棍子打，打累了，他们就轮换着打。保腊这时已被打得奄奄一息，躺在地上，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逼问她把教堂财物藏到哪里去了，不说就继续打。有人曾在窗外偷听，她只听见民兵骂着最难听的脏话和棍子打在保腊身上的啪啪声，就是没听见保腊哼一声。到了午夜，民兵们解下保腊身上的扁担，把她拖到一边，然后坐在炕上吃炖猪肉和黄米饭（黄黏米，样子像小米）。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原先给神父做饭，现在给民兵做饭的教友齐凤阁走过去看保腊，保腊虚弱地说：“齐凤阁，帮我翻个身吧。”齐凤阁在给她翻身的时候，发现她身上流着血，好像是肋骨打断了，鲜血染红了她那洁白的衣裳。过了一会儿，保腊喊渴，一个民兵便去锅里舀了一碗滚烫的黄米粥（据当时在场的一个民兵讲，那天的黄米饭做稀了，有点像粥）让她喝，保腊不肯喝，于是这个民兵便掰开她的嘴，硬把一整碗滚烫的黄米粥灌进她的嘴里，保腊喊烫，为了增加她的痛苦，这个民兵又去舀凉水。当地人从小就被长辈告知，吃黄米饭不能喝凉水，否则会被烫死。当这个民兵把凉水灌进她的嘴里后，烫得保腊浑身抽搐，没过多久便死了。 

第二天（26日）早上，农会会长带着民兵来到关押玛尔大和伊撒伯尔的房间，要求他们背教，当遭到拒绝后，便把她们押到教堂东面的那个院子里，那里已搭了一个临时审判台，农会会长和农会其他领导就坐在上面。这些男民兵为了羞辱她们，把她们的衣服扒下来，扒得只剩下一条短裤，让她们赤裸着身子，光着脚，站在一尺多厚的雪地里。在上世纪40年代，黑龙江省的冬季要比现在冷得多，白天也有零下二十度。伊撒伯尔曾经穿的会衣是连脖子都遮住的，包头还要蒙住脸，即便在炎热的夏天也是如此着装，现在，这些曾在荒年得到过教会的救济，生病时曾在教会开的诊所受到修女精心照料的男民兵们，却把她扒得赤身裸体。两位贞女不但要忍受屈辱和刺骨的寒冷，男民兵们还用鞭子抽她们，每一鞭，都在她们身上留下一道深深的血印。面对这群打红了眼的男民兵和围观的人，玛尔大和伊撒伯尔用胳膊和双手护住前胸。民兵们试图掰开她们的双手，她们便奋力挣扎，于是他们一个人拉一只手，硬把她们的手分开，拉平，然后用鞭子专抽她们的前胸。民兵们打累了就躲进屋子里取暖，让暖和够了的人出来接着打。有个抱孩子的妇女（也是教友）看着民兵这么折磨她们，便哭了起来，当时有个民兵看见她在流泪就说：“你们看那个女的哭了，还可怜她们呢，赶紧让她走，不准她在这儿哭！”当时费神父也被拖了出来，和她们一样被脱得只剩一条短裤，光脚站在雪地里。因为上面有命令，不能打死外国人，所以他们手下稍微留点情。他们对费神父说：“你这个外国毛子，说不信了就不打你了。”费神父操一口流利的东北方言回答道：“我舍弃了父母，舍弃了国家，我到这儿干啥来了，别和我说这个。”民兵们打伊撒伯尔打得最重，因为她是修女会的会母。他们打玛尔大、伊撒伯尔和费神父打了一整天。天将黑时才把他们押回临时监狱，即神父曾经住的公寓二楼。 

第三天（27日）早上，农会会长又带民兵去提审玛尔大和伊撒伯尔，并向她们宣布，如果她们今天还不背教，就枪毙她们。两位贞女又一次断然拒绝，结果她们又被押往教堂东面的那个院子，仍然被脱得只剩一条短裤，光脚站在雪地里。他们虽然不枪毙费神父，但也把他押到那个院子里，同样被脱得只剩一条短裤，光着脚，绑在一棵树上。民兵们开始用鞭子猛力抽打玛尔大和伊撒伯尔，她们一声不哼。一个民兵恼羞成怒，抄起一根棍子，站在伊撒伯尔的身后，对准她的头，抡起棍子打了下去，伊撒伯尔被打昏，倒在冰冷的雪地上（从后来找到的遗骸看，伊撒伯尔头骨右侧确有钝器击伤的裂痕）。还没等她完全清醒过来，一个打她们的人便过来诱劝说：“你只嘴里说不信，心里信还不行吗？”伊撒伯尔喘息了一阵，抬头看看站在她身旁的三姐玛尔大，玛尔大说：“伊撒伯尔啊，不能说，咱们马上就要看见圣母了。”伊撒伯尔接着说：“不能说不信，我信！”民兵们一看诱劝没有成功，或者说他们破除迷信的斗争失败了，便把气都撒在玛尔大身上，他们一拥而上，殴打玛尔大，还用鞭子抽打她那条支撑整个身体的好腿。就在他们打玛尔大的时候，伊撒伯尔对绑在树上的费神父说：“神父，给我们念赦罪经吧。”于是费神父给她们念了赦罪经。 

最后，农会宣布她们俩死刑，立即执行。伊撒伯尔的二哥刘惠始终悄悄地躲在人群中看他的三姐和小妹受刑，这场面让他撕心裂肺，最让他心疼的是他的小妹，她懂事、听话，深受全家人的宠爱，现在却受如此大的折磨。他壮着胆子，央求农会临刑前让他的三姐和小妹穿上衣服。农会只同意给她们穿上长裤和鞋，但上身仍得光着。绑在树上的费神父为她们念了赦罪经。押赴刑场前，刘惠流着眼泪把自己的毡帽戴在了她所疼爱的小妹头上。 

玛尔大走在前面，她用两条胳膊遮住前胸，双手合掌，路过教堂时，她深情地看了看教堂，然后向放圣体的地方深深地鞠了一躬。伊撒伯尔被打得无法站起身，由两个人架着，往刑场拖。当她们来到刑场，即教堂以南一百米的荒地，玛尔大要求给她们几分钟念经的时间，玛尔大站着念经，伊撒伯尔侧卧在雪地上喃喃地跟着三姐一起念。 

下午三点钟，枪声响了，伊撒伯尔被当场打死。玛尔大还没有死，农会会长端着长枪对准她后脑又补了一枪，子弹从她的后脑射入，从左眼穿出。 

刘玛尔大和刘伊撒伯尔，她们那爱主爱教的满腔热血，顿时倾流出来，鲜血融化了冰雪，汇聚在一起。伊撒伯尔年仅三十六岁。 

她们致命的当天晚上，伊撒伯尔的二姐、四姐和其他亲戚正在二姐家围着炭盆烤火（伊撒伯尔的大姐已在几年前去世），缅怀三位贞女的事迹，这时，在东方的天空中出现三个红色、发光的十字架。中间一个大十字架，两边各一个小十字架。长发屯的很多人看见了这三个十字架。有个教友说，他的妻子当时十四五岁，两位贞女死的那天晚上她正在室外，她看见东方天空中出现了三个十字架，红色的，中间的大，两边的小，她看了一会儿，就马上跑回家叫家人也出来看。他妻子在世时，常向他提起这个奇迹。 

两位贞女死后，因为刘家是地主，不敢去收尸。农会打发一个姓王的和一个姓丁的地主去掩埋她们的尸体。据其中一位的后代讲，他们俩把两位贞女的遗体拖到附近的一个坑里，用雪盖上了。当时他们边掩埋遗体边说：“这两个人死得好冤啊，也不知道有没有天堂。”这时，玛尔大穿着白衣，出现在他们的背后，并用手拍他们的肩膀说：“你俩还寻思啥呢？”意思是：“有天堂不是明摆着的事嘛。” 

1948年正月十五以后，刘家的人才敢向农会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给两位贞女下葬。得到许可后，有个教友捐了一个柜子给刘家，另一个曾分到刘家柜子的教友，又偷偷地将柜子还给了刘家。刘家就用这两个柜子当作两位贞女的棺材。刘惠和家里的其他人扒开覆盖两位贞女的雪，给她们穿上外衣，用马车拉着她们的遗体往屯南的教会墓走，当时伊撒伯尔脚上穿的一只毡底棉鞋掉了下来，刘惠便把它收藏了起来。到了墓地，他们把玛尔大和伊撒伯尔与任保腊并排葬在一起。保腊也是农会打发地主给掩埋的，那里本来就有一个空着的墓穴。她们三人的下葬十分简单，没有坟包，也没有竖任何碑。有人说，在她们三人的坟墓上方出现过十字架。 

刘惠因为收藏了伊撒伯尔的一只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差点被打死，那只鞋后来被红卫兵没收了。 

两位贞女被枪毙死后，农会就把费神父放了，他叹了口气说：“哎，我没福啊！”费神父的手脚都冻坏了，后来退了好几次皮，他在长发屯的一位教友家养伤，住了不久便回到齐齐哈尔。齐修女和教友们一见费神父来了，便立即向他打听刘会母的情况，费神父说刘会母回去不久就去世了，是为主致命死的。他叙述了三位贞女致命的经过，然后拿出一顶染有刘会母血迹的毡帽，交给了齐修女，并告诉大家刘会母就是戴着这顶帽子死的。 

除了这顶作为圣髑的毡帽外，齐修女还有刘会母留给她的一个洗脸盆和一个瓷肥皂盒。她年老后被一个教友家收留，她经常自言自语地说：“这个脸盆是刘会母的，这个皂盒是刘会母的，我的会母致命了……” 

三位贞女致命后，显了很多圣迹。现简述几个如下： 

1948年底长发屯一带闹伤寒，死了很多人。长发屯的冯先生当时八岁，父母双亡，靠姐姐抚养。他得了伤寒，发高烧，浑身无力，特别难受，许多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得了这种病都死了，由于他家很穷，没钱给他治病，只好让他挺着。他邻居家的一位老太太，曾在伊撒伯尔和玛尔大致命后，用白布收了一些她们的血，这位老人得知他病得很重，就从那块血布上剪下一块，烧掉，然后把灰倒入（一碗）水里，让他喝下去，并说：“借着圣人的转祷，相信你会好。”果然喝下去不久，他就缓过来了，要吃冰，人们就从井里弄了很多冰给他吃，他吃了冰后，高烧就退了，而且浑身出汗，像水浇的一样，很快他就能扶着墙和窗台一点一点地移动了，并渐渐地康复起来，一直活到向调查人员口述此事。 

长发屯贺女士的母亲在刘伊撒伯尔和刘玛尔大被枪打死之后，偷偷地用牛皮纸捧回一些她们的血，作为致命圣人的圣髑，精心保存起来。1948年底闹伤寒的时候，她丈夫也染上了，非常严重，当时已有不少人死于伤寒。丈夫躺在炕上昏迷不醒，高烧不退，就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贺女士忽然想起母亲收藏的伊撒伯尔和玛尔大的血，她从母亲那里拿了一点血回来，用热水冲了之后，就给已昏迷多日的丈夫喂下去。过了不久，他就开始苏醒过来并且冒汗，然后渐渐地康复起来。这件事让贺女士和丈夫铭记在心。丈夫后来寿终正寝，临终前对妻子说：“你要记得这事儿，刘伊撒伯尔和刘玛尔大救过我的命，以后要是有人调查这事，你一定要告诉他们。这确实是个奇迹。” 

孙西满于1948年10月25日生于齐齐哈尔。他长大后常听母亲说：“你的命是刘会母救的，要热心念经，不能忘了刘会母的恩情啊！”他大约一周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很严重，二十多天不怎么能吃奶了，还总抽搐，嘴唇发紫，脸呈土灰色，好几天时间处于昏迷状态，谁看了都说：“这孩子不行了。”他舅舅甚至把小棺材都做好了。后来齐修女把刘会母临刑时戴过的帽子拿来了，戴在他的头上，大家一起念经求刘会母转求天主，赏赐他痊愈。念完了经又给他喂了点圣水，他没有吐。母亲用手摸了摸他的脸，惊讶地发现他脸上的灰色竟像灰土一样随手下来了，还沾在了她的手上。旁人对他母亲说：“你给他喂点奶，这孩子好像好了。”她开始有点害怕，心想：“这能行吗？都这么多天没吃奶了。”可当她一喂西满，他就开始吃，他一能吃，大家就感谢天主说：“感谢天主，这孩子真的好了，真是刘会母帮忙救了他。”后来，西满的父亲就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全赏”，因为是天主特别的赏赐。从他记事起，他父母就告诉他这件事，并且叫他永远记着是刘会母救了他。后来西满还见到了那顶帽子，那是四五十年代老人戴的那种深棕色的毡帽。 

龚刘氏，这位虔诚、善良的母亲，她造就出两位为主致命的贞女，经历了无数的日月沧桑。1953年在她临终的那天晚上，服侍她的人看见一条金色的地毯从远处铺向她的榻前，服侍她的人惊喊：“看那，刘家姐妹来接老太太了。”龚老夫人就是在那一刻死的。 

1985年刘家召集了一百多位教友，试图在屯南的教会墓地找到这三位贞女的坟墓，重新体面地安葬她们，但是没有找到。 

后来那块墓地被出售了，教友的坟墓都陆续被迁到了屯北的新墓地。2003年9月，双发乡（即当年的长发屯）的本堂神父又一次发动教友寻找这三位贞女的遗骸。开始时并不顺利，后来神父带领教友为此祈祷，祈祷后，神父带领教友再次来到墓地，神父一锹挖下去，便看见了棺木，那时正好是下午三点钟，即玛尔大和伊撒伯尔致命的那一刻。棺材的排列方式与当时下葬时的一致，遗骸的特征也完全与三位贞女吻合。三位贞女的遗骸被迁往屯北的新墓地，按当年下葬时的顺序排列，水泥坟墓上刻有碑文。 

在调查过程中，很多人一提起她们便泣不成声，他们盛赞三位贞女的圣德，她们都出自富裕的家庭，却甘愿舍弃一切，去教堂、修院过贫穷的生活，任保腊把全部家产献给教会，却舍不得多花一文钱在自己身上，与其他教堂服务人员一样，吃着粗茶淡饭，她爱护学生就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她循循善诱，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天主教徒，使他们有足够的信德去面对一次又一次磨难，最终把信仰延续下来。刘玛尔大默默地在教堂操持杂役，每个瞻礼，每台弥撒，都留有她精心照料的心血，她跪在圣体前长时间地为教会、为神长、教友祈祷，她的平和、勤劳和忍耐激励着每一位教友，她的芳表让教友们懂得怎样去度圣善的日子。刘伊撒伯尔是家中的老小，尽管深受父母和哥哥姐姐的宠爱，但并没有因此而娇惯，她刚成年便离开父母和温馨、富裕的家庭，来到条件极差的修女院保守，吃糠咽菜，当时有位从瑞士前来参观的神父，看到修女们所吃的食物，对荣会母开玩笑说：“你难道就让她们吃草吗？”伊撒伯尔当了会母之后，丝毫没有骄傲，她的谦逊与爱德把修女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她造就出许多献身于主的修女，即便在修院解散之后，这些修女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仍然放射出基督徒的光芒。 

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照耀着辽阔的松辽平原，尽管是隆冬季节，但大地却酝酿着春天的到来，教堂里传出孩子们优美的歌声，我想，三位贞女应该感到欣慰了，因为她们的血已滋养出无数信仰的种子。